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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国际传播之道,中国故事如何“出圈出海”?******

  中新网北京10月1日电(记者 阚枫 袁秀月)9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强调,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一周之后,一场云集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商业平台、海外华文媒体相关负责人的研讨会在中新社举办,议题即为国际传播。

  新时代,中国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如何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增强亲和力和实效性?海外华媒如何当好中国故事“译者”和“传者”?这场大咖云集的会议,纵论国际传播之道,共话中国故事出海之路。

  大局和大势

  ——新时代,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图为“落实总书记贺信精神 迎接二十大胜利召开”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新社建社70周年贺信精神,9月30日,由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的“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2022年是中国的政治大年,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意义深远、全球瞩目,是中国向世界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的绝佳契机。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在致辞中表示,总书记的贺信让中新社全体干部职工、海外侨社、华文媒体以及为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不懈奋斗的广大同志们倍感温暖振奋,倍受鼓舞。

  陈陆军表示,总书记在贺信中要求中新社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这个要求蕴含着深刻的内涵,体现出大国的智慧与担当。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是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稳定繁荣也需要中国。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不同文明相处和发展的正道。民相亲,民心相通,不断增进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这是中新社作为一家致力于跨文化传播交流的媒体机构应尽的职责和使命。

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 李太源 摄

  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张勇在致辞中表示,党的二十大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世界观察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窗口,是开展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的重要契机,也是检验我国媒体融合发展成效的重要竞技场。

  张勇表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作为互联网媒体人,大家要有看透世界变化大局和中国发展大势的眼界,更要有勇立变革潮头、担当责任使命的胆识。他强调,要占领主阵地,打好主场仗,壮大主流舆论,彰显中国价值;要围绕关切点,做大共情点,提高报道亲和力,增强传播实效性;要增强创新力,提升竞争力,深化媒体融合,拓宽出海渠道。

  破壁和破局

  ——如何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当前,新技术不断改变着信息的传播渠道与触达方式,国际传播进入以互联网为主平台的新阶段。新形势下,如何突破“壁垒高墙”,如何“破局求变”,讲好中国故事和全球故事,成为重要课题。

  “讲好中国故事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做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国际传播关键在做好上游内容和下游渠道。但是目前,我国国际传播媒体在内容生产建设上存在短板,在讲述中国故事和全球故事时也缺乏自己的平台,这两个问题亟需重视。

  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看来,向谁传播非常重要。他认为,在关注国际重大议题时,西方舆论不应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国际舆论已不再是西方的舆论。在国际传播中,还应关注如上合组织成员国等国家民众关心的事,以及重视越来越多学习中文的外国精英人群。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强调了话语方式的创新。他认为,懂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对中国媒体发布内容感兴趣的外国人也在增加。同时,海外华人群体对中文媒体的表述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在新形势下,要“变中求破”,创新国际传播话语方式。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认为,只有更好地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她认为,“中国好故事”既包括“大时代”的“大故事”,也包括“小人物”的“小故事”,应充分重视网上的个体,让更多个体去展现中华文明,更生动、更直观地呈现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认为,要用互联网思维顺应新的传播环境和新的传播关系,通过媒体深度融合开展国际传播活动,做到“入眼”、“入心”、“可持续”。要把传播对象锁定为普通公众,而不是更多地像传统做法那样通过宏大叙事传递声音。

  共情和共融

  ——国际传播实践探索哪些新路径?

图为“落实总书记贺信精神 迎接二十大胜利召开”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

  每一次传播技术的升级迭代,都带来传播实践的新变化。对于国际传播来说同样如此,在媒体融合大趋势下,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不断创新对外传播实践,探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可行路径。

  结合中新网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的实践,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表示,中新网从“吾国吾民”的新视角,突出侨海特色,让“中国通”答“中国题”。同时,注重共情共鸣的新表达,聚焦宏大叙事的个体诉说,在中国人的奋斗故事中、在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寻找、挖掘、展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发展理念以及中国的社会变迁、发展成就。

  在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看来,国际传播应追求快、准、融、外、通,要快速准确抢占话语阐释权,力图把所有的表达方式进行融合呈现。同时,从受众出发,考虑他们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让外国人讲,让有影响力的人来影响普通人,寻找共同的关注点,达到“我要说的就是你想知道的”。

  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在分享中表示,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和社交媒体的传播力、互动力在微博得到完美结合。媒体在微博发起的强互动话题内容,能有效带动用户参与讨论,也为正能量在平台的传播发酵赋能。

  谈及新的媒介技术和信息窗口,快手泛知识业务&课堂业务副总裁周晓晗表示,会采取动画、短视频、图文并茂等多种手段,降低用户获取和解读新闻的门槛,让重大事件和政策更好向下透传,发挥正面引导作用。

  桥梁和纽带

  ——海外华媒如何将中国故事“再传播”?

图为“落实总书记贺信精神 迎接二十大胜利召开”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

  遍布全球的海外华文媒体是中国故事“出海”的重要生力军,面对媒体变革新动向和国际舆论新环境,海外华媒如何将中国故事“再翻译”、“再传播”?

  对于新时期海外华文媒体的定位,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经理、葡新报社长马丽梅认为,当前,海外华人已经无缝对接国内新闻渠道,华媒应重点在对接所在国的媒体,影响所在国的群体,能够在所在国发声方面重点发力。

  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曼谷杂志社社长郭蕊认为,华媒要生存发展,公信力十分重要,要秉持正确、客观、中立、权威的原则,不能博眼球,更不能以讹传讹,尤其不能拉踩任何一国。

  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主任马林认为,海外华侨华人在提高国际传播力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且越发重要,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信息接受度高、敏感度强,在让他们了解真实客观的中国,提升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获得了面对涉华谎言、谣言时反驳的逻辑和实力。

  谈及适应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认为,在国际舞台讲中国故事,不能自说自话。他还表示,我们秉持礼让谦和、避免冲突的原则,但是面对恶意攻击,要主动出击、说明真相、正本清源。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理解中国国情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认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辉煌的成就不仅造福着中国人民,更造福着世界人民。

  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表示,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从“自己讲”转变到“一起讲”,从讲历史向讲现代和讲未来叠加。她还特别提到,要十分看重华裔新生代的教育和培养,让他们成为未来中国故事的传播者。

  谈及中华文化的传播,美国鹰龙传媒、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董事长苏彦韬表示,中华文化是民相亲、心相通最好的桥梁,而海外华文媒体记录的不仅是华人华侨的故事,更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传承的坚实基础。

  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暨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雯称,富有中华文化感召力的优秀节目在澳门很受欢迎,澳门观众感受到了祖国一家亲的归属感,也让在澳门的国际人士看到了中国形象的亲和力。

  谈及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均表示,将致力于把这次重大报道作为讲好新时期中国故事的重大契机。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总编辑黄晓敏介绍,将用心做好精品,既要见大见小,又要见人见事,在移动化、视频化方面发力内容生产,着重报道十年来香港在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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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渠,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渠******

    灵渠,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渠

    ——来自“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道

    光明日报记者 计亚男

      开凿于秦始皇时期的广西灵渠,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先秦三大水利工程,素有“世界奇观”之美誉,一直受到中外历史学者的关注。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翦伯赞在1963年游览灵渠时,题诗赞道:“灵渠胜似银河水,流入人间灌稻粱。”

      不久前,“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市召开,开幕式的六个主题报告中,就有两位学者谈到他们对灵渠的最新研究成果。

      灵渠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河渠?为何历久弥新,至今仍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一条贯通湘漓的天道

      “凿开山岭引湘波,上去昭回不较多。无限鹊临桥畔立,适来天道过天河。”这是唐代诗人胡曾写下的诗句,他把贯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比喻为“天道”,如同跨越天河的鹊桥一般壮观奇丽。

      距离桂林东北方向50多公里的兴安县,地处自古就被视为楚越要津的湘桂走廊,有两条著名的河流发源于此。一条是湖湘儿女的母亲河湘江,另一条是旖旎风光甲天下的漓江。湘江是长江的支流,向北流去;而漓江是珠江的支流,向南流去。

      灵渠全长约37公里,自兴安县城边向北、向西,贯通湘漓两江。

      据资料记载,当年秦始皇统一北方六国后,把目光投向岭南地区。因为秦朝的疆域以南,还有很多盛产翡翠、犀角的宝地,并没有纳入版图。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令主帅屠雎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出征岭南地区,对南方百越部落进行征服战争,史称“秦戍五岭”。

      但是,素来战无不胜的秦军,这场仗打得十分艰难。因为百越部落西瓯人非常熟悉山高林密、河谷交错的复杂地形,善于跋山涉水反击秦军,加上秦军又受到粮草供给困难的牵制,数十万秦军一时进退两难。

      公元前218年,负责军需的监御史禄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大约四经寒暑,至公元前214年,终于凿渠成功,史禄成为开凿灵渠第一人。灵渠的成功开凿,打通了湘江和漓江,船只从长江进入湘江,再通过灵渠到达漓江,可以将粮草运到前线,借此秦军最终战胜了西瓯部落,岭南和中南半岛的北部正式划入了秦朝版图。

      行走在灵渠南陡边的鲤鱼洲,在状元桥桥头的凉亭里,立有一块高3.2米、宽1.07米的古大理石碑,刻有郭沫若先生游览灵渠后,亲笔题写的《满江红·灵渠》:

      北自长城,南来至,灵渠岸上。亲眼见,秦堤牢固,工程精当。闸水陡门三十六,劈湘铧嘴二千丈。有天平小大,溢洪流,调分量。

      湘漓接,通汉壮,将军墓,三人葬。听民间传说,目空君相。史禄开疆难复忆,猪龙作孽忘其妄。说猪龙,其实即祖龙,能开创。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天气晴明,往兴安观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史禄所凿灵渠。斩山通道,连接长江、珠江水系,两千余年前有此,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郭沫若将灵渠与长城相提并论。从此,“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的说法流传至今。

      经过历代的维护和修缮,灵渠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功能。经过晚唐李渤、鱼孟威先后修浚,灵渠的通航功能已十分完善,“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灵渠不仅可以运输军需物资,还成为中原与海外诸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系主任江田祥认为,在北宋以前,南方地区变乱较多,灵渠主要发挥着军事运输功能,为前方提供粮草等后勤保障;宋朝以后,经济贸易的主要功能逐渐凸显出来了。

      1939年,桂黄公路和湘桂铁路相继开通,从此灵渠的航运量渐渐减少,直至停运。“如今,灵渠的航运功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它的灌溉农田、排泄洪水功能还在延续,灵渠两岸的四万多亩农田,都是利用渠水灌溉的。”江田祥说。

      一道名传千古的奇观

      历史上往来灵渠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章,把灵渠吟唱。据资料记载,可查的古诗词就有400余首,散文、历史文献和碑记500余篇,还有一些对联、题刻等。

      清代诗人袁枚,来到灵渠留下《由桂林溯漓江至兴安》一诗,形象地描绘了灵渠沿岸的风光:

      “江到兴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这首诗很有画面感,清晰又生动地描绘了灵渠的山水本色,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形,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灵渠流传最广的一首千古绝唱。

      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1986年10月来到灵渠游览后,写有《秦渠奇迹》:“灵渠奇迹两千载,堪与长城共壮怀。振我十亿腾飞翅,马嘶万里催人来。”全诗气势磅礴、激情飞扬,令人昂扬向上。

      南陡阁是后人在渠首修建的一座观景台。登阁极目远眺,灵渠的工程主体包括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秦堤、陡门等美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令人不由地赞叹其设计科学、建造精巧,它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融为一体,巧夺天工。

      铧嘴,是一座长达70米的砌石导水堤,位于灵渠大坝的最前端,它与紧接其后的大、小天平两座分流石坝,共同组成拦江分流的大坝,把湘江三成的水流引到南渠、汇入漓江,七成的水流通过北渠,回归湘江主航道。

      拦河大坝既可阻水,又可泄洪,还能分水。为了建造一个牢固的坝体,秦人将松木纵横交错排叉式地夯实,插放在坝底,在其四围又铺上用铸铁件铆住的巨型条石,使大坝成为一个整体,任凭洪水冲刷,始终巍然屹立,创造了“水浸松木千年在”的世界水利奇观。

      枯水期间,坝面没有被河水覆盖,可以清晰地看到坝基的一块块石头,像一片片鱼鳞,连接着清澈的江水,在阳光照耀下,江面和油光的石头交相辉映,闪烁着光芒,炫目的色彩,熠熠生辉。

      通航,是开凿灵渠的主要目的。

      因为修建大小天平的石坝抬高了湘江的水位,北渠如果是一条直道,势必水流过快,来往的船只容易发生碰撞。因此,古人顺着当地的地理环境,将北渠的航道修建成弯弯曲曲的形状,使渠道逐渐降低到原来河道的高度,减缓了江流的速度,这和盘山公路减缓坡度是一个原理。当地人称之为“弯道代闸”。

      南渠解决通航的办法,是修建了一道道陡门,这成为灵渠的又一个奇观。南渠的一些地段滩陡、流急、水浅,航行困难。于是,古人便沿着渠道装上若干陡门即水闸,主要的作用是调节水位,以便船只通航,如同现代的分级船闸。

      船舶上行时,进入陡门之后,关闭陡门,等水流高度达到航行标准时,则船舶进入第二座陡门,再将第二座陡门关闭蓄水,以此类推,逐级前进。船舶下行时,在到达陡门之前,先堵塞陡门,蓄水达到要求之后,即打开陡门,船随着陡门所涌出的大量水流,顺势而下。即使在枯水季节,也能满足航运的需要。

      秦朝修建灵渠时,是否建有陡门,已无法考证,据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一文,明确记载了晚唐李渤与鱼孟威修建的陡门,北宋以后又陆续修建,最多时有陡门36座,因此灵渠又有“陡河”之称。其中,南渠入口处的第一座陡门,被誉为“天下第一陡”。1986年,来自世界各国的30多位专家到灵渠考察,称赞“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陡门是世界船闸之父”,证实灵渠的陡门比巴拿马的电动船闸早了一千多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

      有河就有桥。灵渠的古桥,同样有着别具一格的魅力。据记载,绵延的灵渠先后建有几十座桥,每一座桥都有自己的故事。

      例如万里桥,相传是李渤当年维修灵渠时一并修建的,因为从兴安水路行船距唐都长安远达万里之遥,“登临桥头回首望,距京已有万里遥”,遂有万里桥之名。

      再如马嘶桥,民间传说东汉开国名将马援南征至此,本欲骑马过桥,无奈桥已朽坏,战马嘶鸣不前,于是马援便卖马重建此桥,由此得名马嘶桥,为灵渠现存最早的古桥。

      灵渠人说,一座桥,就是一段历史的剪影。

      置身于灵渠青山绿野之间,无论漫步渠畔,还是行舟渠中,最令人惊羡赞叹、心旷神怡的,还是那顺着渠道流淌不息的清澈渠水。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的漓江,就起源于兴安县猫儿山的河水,与流过灵渠的湘江之水融汇而成,多少精华尽在其中,多少美景聚在这里。

      一段永留史册的传奇

      始建于秦朝的灵渠,当时并未留下多少文字记载。

      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记录灵渠的史书是《史记》,秦始皇在派大将蒙恬率兵北击匈奴的同时,“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这句话虽然只是简单提到秦军向南攻击百越,监禄即史禄为其开凿灵渠运粮援军的史实,但为灵渠的由来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正史记载。

      灵渠建成后,历代在使用和维护渠道的同时,也为之增添了更多历史记述,这使灵渠的传奇随着渠水的流淌而不断延伸和丰富起来。

      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唐兆民(1906—1984)历经四十余年潜心编撰的《灵渠文献粹编》一书,其中摘录从汉代到民国历代文献有关灵渠的文史资料397条,涉及的典籍既有经典史书、地方志、类书等,也有游记、诗集、辞典及各类杂记、地理志、水经,还有地图、绘画、摩崖石刻和碑刻拓本等,提供了研究灵渠的宝贵史料。

      此后,经过诸多学人的持续努力,又陆续出版了《灵渠》(郑连第、刘建新著),《灵渠》(刘仲桂、刘建新、蒋官员等编著),《灵渠志》(兴安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灵渠历史文化价值与文化战略思考》(崔润民著),《灵渠轶事》(兴安县灵渠申遗办公室编)等一批著作,促进了灵渠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

      今后研究灵渠的路径是什么?

      挖掘和利用新史料,需要进一步收集灵渠的文献资料。“一方面,要更加全面地收集海外材料,如报告、游记和记录等,包括越南入华使臣的汉文燕行文献,他们在往返路程中写下了不少有关灵渠的诗文,可体现灵渠在沟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考古器物、简牍史料的爬梳整理,现在尚有一些没有弄清楚的地方。”江田祥说。

      比如,有关灵渠开凿之初的工程构造和形态这一问题,需要借助考古材料进行复原。近年来,国内发掘出版了长沙五一广场简牍、乌程汉简等新材料,记载了早期岭南地区与湖南长沙、郴州一带的交通、贸易等问题。

      江田祥认为,灵渠的深厚历史文化资源,要从水运、水利和水文化等方面去着手,挖掘和整合灵渠的文化资源、文化景观、名人足迹、地域文化,像陡军家族、漓江渔火、桂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丰富灵渠的内涵。

      这是研究灵渠历史学者面临的后续课题。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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